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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年，我被调到六连担任指导员。前一年年底，六连的老兵退役时，由于连队内部不团结，一些退伍老兵的个人要求没得到解决。结果，离队那天，有几个战士带头闹事，甚至动手打了连队干部。
这种由老兵引发的骚乱事件，在整个师部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。这次事件的发生，让整个师部都因此声名远扬。
六连在短短一年内更换了三位指导员，导致队伍士气低落，纪律松散。几名士兵擅自离队回家，归队后遭到连队处罚。这些受罚的士兵因为看不到入党机会，心态逐渐消极，开始自暴自弃。他们中有人早晨不参加训练，工作训练时也常常缺席，借口生病逃避任务，甚至长时间赖在床上，这种情况在连队里已经司空见惯。
刚到连队报到时，我发现不少战士对我投来怀疑甚至轻视的眼神。他们心里大概在想，前两任指导员都没能把连队带好，我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人，估计也没什么特别的本事。很多战士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，看我是否也会像前两任一样，最终无法胜任这份工作。
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一直在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深入分析造成当前困境的根源，希望能够迅速扭转局面，推动工作顺利开展。
“不了解情况就别瞎说。”在没搞清楚部队官兵的真实想法前，随便发表意见只会让大家更不信任你。只有深入掌握他们的思想状况，才能有针对性地沟通，避免说些不着边际的话。
为了摸清连队官兵的真实想法，我花了整整三个月，跟每一位干部战士都聊了一遍。这种面对面的交流，让我对他们的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。
在与战士们交流时，我发现大部分人对我比较信赖，愿意主动分享连队的现状。然而，也有个别战士对我持保留态度。他们觉得连队的问题由来已久，之前的几任领导都没能彻底解决，所以就算向我反映情况，估计也不会有太大改变，问题依旧会存在。
经过广泛交流后，我发现团队内部存在严重问题。领导层缺乏凝聚力，处理事务时有失公允。每位干部都拉帮结派，无论是评功评奖还是发展党团员，都在为自己的人马谋取利益。这种情况导致没有背景的普通成员难以获得应有的机会和待遇。
在年度党员发展对象评审期间，我深刻体会到了内部不协调带来的负面影响。连队共有5个党员发展名额，但各党小组却推荐了多达9名候选人。
在支部委员会讨论入党积极分子名单时，9名候选人的得票数均未超过3票。面对这一情况，我决定暂缓表决，提议先广泛征求全连官兵的意见，充分听取基层反馈后再做决定。
次日晚，我召集全体连队成员在会议室进行民主评议。我在黑板上列出了9位候选人的名字，并指定了负责监督、宣布和统计票数的人员。随后，我向每人分发了一张纸，简要说明了评议规则，要求大家选出自己认为最出色的5人名单。
在评估过程中，只有三人表现超过半数。随后召开支部委员会时，我让大家先对这三人发表看法，大家基本没有异议。我随即决定：“这次就发展这三人，剩下的两个名额取消，今年不再发展新成员。”
副连长听到后立刻火了，直接冲我发火：“我从没听过发展党员还得搞民主测评这一套！有名额却不发展，这不是故意捣乱吗？”
我回应道：“这并非苛刻，而是坚持高标准！民主评议只是参考，最终决定权仍在支委会手中。”随即，我将入党申请材料递交给负责的排长。
据一位排长支委透露，过去遇到类似情况，通常只是简单分配名额了事。这种做法可能导致三个问题：部分符合条件的人无法入党，而一些未达标者却可能被选上。这也是过去战士们对连队干部缺乏信任的根本原因所在。
此次党员发展过程虽有些波折，但通过这件事，战士们不仅看到了连队未来改善的可能性，也意识到我与前两位指导员的工作方式存在明显差异。这一变化让战士们对我的信任度有了显著提升。整个过程中，大家看到了我对连队建设的决心和实际行动，这种切实的转变让他们对我的领导能力有了新的认识。
某天晚上，全连在会议室集体观看电视节目时，我注意到平时被称为“惹不起”的战士任玉林没来。我到他宿舍查看，发现他正趴在床上写东西。我问他：“你怎么没去看电视？”他头也不抬，语气冷淡地回了一句：“没兴趣。”
我靠近时问：“你这是在写信吗？”他简单应了一声。随后，我便坐在了他的床边。
我问：“你是在省城参军的吗？”
我笑着对他讲：“你被警察抓了三次，多半是因为你太讲义气，而不是因为干了什么偷东西或者耍无赖的事。”
我刚说完，他立刻露出惊讶的表情，盯着我问道：“你从哪儿听来的？”
我回答：“我怎么了解这些的？在连队待了几个月，通过观察我发现了你的特点。你非常注重个人形象，对不公现象深恶痛绝，把尊严看得很重，绝不会做出越界或让人轻视的事。你对连队的问题心知肚明，却不愿明说。每次我和你谈心，你总是强调对连队没有意见，潜台词是即使我反映问题也解决不了，对吧？”
他轻轻一笑，没有直接回应，但显然默认了我的说法。我继续问道：“能跟我聊聊你的家庭吗？”其实在问这个问题之前，我已经对他的成长背景和家庭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。
他的双亲曾是省交通厅的资深工程师，但在那个动荡的时期，他们不幸去世。他在兄长的照料下成长，正值需要父母关爱的年纪，却失去了这份温暖。这种心灵的伤害，是任何人都无法完全抚平的。正因如此，他逐渐变成了人们口中的“问题青年”。
我询问了他的家庭背景，认为这有助于增进彼此了解。然而，他明确表示不愿意谈论这方面的话题。
我建议他和我聊聊，或许能缓解一些内心的压力。他最终向我敞开心扉，讲述了家庭背景，还提到一个我之前不知道的细节：他父母平反后，政府补发了数万元的工资。
他告诉指导员：“我每个月的银行存款收益已经超过了你一个月的收入。”
他最终回应道：“指导员，您的话我会牢记在心。”
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沟通，我觉得他逐渐认可了我这个指导员。不久后，连队在团部礼堂看电影时，由于值班哨兵在屋里写信，班里的一扇门被撬开，两件皮大衣被偷走了。
盗窃事件上报到营部后，营里指派团保卫股来连队调查。保卫股长带着干事来连队勘查现场，看完后他告诉我：“这两件皮大衣很大可能是你们连队内部人偷的。”我回应：“我敢肯定绝对不是我们连的人干的。”股长反问：“你就这么确定？”
我回应道：“我的信心源于对连队全体官兵的熟悉程度，你不信就等着看结果吧。”随后，股长让我召集那些在案发时有空档的哨兵进行询问。接着，他又叫来了在看电影期间离场去和老乡聊天的任玉林。保卫股长觉得任玉林嫌疑最大，因此对他进行了详细盘问。任玉林对这种怀疑非常不满，不仅不配合，还和保卫股长发生了激烈争执。
我一听这事儿，赶紧跑进办公室，直接把任玉林拽了出来。我问他：“你跟股长在那儿吵什么？”他回答：“股长觉得我偷了大衣。”
我问他：“难道怀疑你拿了那件大衣有问题吗？”他听了之后更加生气，用手指着我，满脸委屈地回应：“指导员，连你都在怀疑是我偷了大衣？”
我直言不讳地表示："在真相大白前，每个人都有嫌疑，包括我在内，所以你也不例外。不过说实话，就算把这两件皮衣送给你，你也不会要，更别提去偷了。"
听完我的解释，他脸上的怒气瞬间消失，露出笑容说道："指导员，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了。"我继续开导他："你是个光明磊落的人，根本不用多虑。现在赶紧回屋去，把今晚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股长汇报，配合他们尽快破案。"
我的真诚表态消除了他对我的疑虑。原本他总回避我，不愿多说一句，但后来每逢周末和假期，他都会主动找我谈心。
退役那天，任玉林特意找到我，诚恳地说：“指导员，以后你要是需要缝纫机或者自行车，随时写信告诉我，我帮你搞定。”
次年我回家途中经过他所在的城市，决定顺道看看他的近况。我找到了他的工作地点，我们聊了将近一个半小时。当我准备动身去火车站时，他坚持要我留下吃晚饭，我拗不过他，只好同意。我们在单位附近的一家小餐馆点了两道菜，每人一碗面，他还提议喝点酒。
我告诉他我酒精过敏，他就不再劝酒了。吃完饭我准备结账，但他坚决不让。担心我赶不上火车，他立刻打电话借了辆北京吉普，亲自开车送我到车站，还一直把我送到火车上，直到火车开走他才离开。
多年来，我和他失去了联络。2015年，我去了他住的地方参加战友聚会，顺便向其他战友询问他的联系方式，想趁机见个面。没想到，战友告诉我，他已经去世好几年了。
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，整晚都无法入睡。我想到他年少时缺乏关爱，如今又早早离世，实在是令人惋惜。
愿玉林的战友在另一个世界享受无尽的光明与温暖，希望那里远离一切痛苦与疾病。愿他在天堂得到永恒的安宁与幸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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